林则徐做为剿夷派领袖死了，这不但是剿夷派的损失，而且是不小的打击，另一个剿夷派两广总督徐广缙，此时因为太平天国局势的发展，不得不奉调去打太平军。

英军与清军镇江肉搏

剩下广东巡抚叶名琛，也是有名的剿夷派，自然不肯对英人妥协。

在洋人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已经获得的特权也不满意，最起码他们希望增加通商口岸，获得更大的对华贸易市场，他们要求通商口岸能从沿海地区到沿江地区、到华北地区。

其次，他们希望派公使常驻北京。

此外，他们还希望中国地方官吏抛除成见，能够与他们友好和平往来。

最后，他们希望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

这几个提议除了最后一项可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损害以外，其他的基本上可以看做两个邦交国正常的往来行为。

但是，咸丰年间的国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税收多寡的确可以通融，像增加通商口岸、派公使驻京以及地方官吏与外人往来，却突破了中外大防的界限，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

通商口岸旧景

1854年（咸丰四年),英、美两国联合提出修约的要求。当时的清廷并没有办理外交的专门机构,所有的夷务基本上都交给了两广总督办理，毕竟其他的地方受制于广州十三行的传统制度，没有洋人洋商，并没有外交的必要。

当时胜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内心十分轻视洋人，因此当英、美两国修改条约的文书到了叶名琛的案桌上时，他便放置一边不理，对于洋人提出面谈，叶名琛也直接拒绝。

叶名琛不管，英、美两国的代表根本不知道找谁，上天没路入地无门，便“病急乱投医”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

但是这个烫手山芋两江总督根本接不住，他也不想接，毕竟中外大防下擅自与外人对接，非常容易留下政治污点，被专于清议的士大夫指摘。

两江总督劝他们还是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于是他们又跑到天津,要向咸丰帝递交国书要抗议，但是天津地方当局答应奏请减免税收，至于其他，一概拒绝。

总而言之，英、美的热脸贴到了大清冰冷的屁股，想要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任何的动议，基本上无门可入，想要达到目的，非得弄出点大动静，发动战争不可。

1856年（咸丰六年),叶名琛派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上搜查海盗,，给了英国人发动战争的口实。

不久,法国一个叫马神甫的传教士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颇不以为意,又得罪了法国人。

两广总督叶名琛

英法联军就要和叶名琛算总账，1857年（咸丰七年)冬,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层寄予厚望的所谓民心，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力量便告土崩瓦解。

英、法联军不但打进了广州城，而且俘虏了对洋人朋友十分不友好的叶名琛，将其押解到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后来叶名琛竟然死在了加尔各答。

英法联军还扶持广东巡抚柏贵做为维护地方治安的主官，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个汉奸。

至于说民意的物质载体，广大的民众，则在英国人的指挥下，浩浩荡荡的把两广总督府库里的金银搬上了英国军舰。

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抵达天津大沽口，重提交涉修约事宜，不成,于是英法联军再次发动进攻，清廷最怕的就是在首都附近起争端，狼烟一起，立刻就表示可以谈。

其实已经谈无可谈，英法嗓子都喊哑了，就是为了找个人出来说说话（与他们谈判），听他们说说心里话，他们的条件早就摆在了明面上，清廷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约成，英、法撤军。

但是，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各口通商始终如鲠在喉，在他们看来五口通商已经危及江山，假如长江全部开放，岂不要天下大乱，因此总想设法斡旋。

为此，清廷打着交涉海关细则的幌子，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实则为取消《天津条约》探英法口风。

近代条约外交的开展

清廷已然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宁愿以后华洋贸易不收关税。

这的确是个断臂求生的狠招，但是桂良与何桂清极力反对这个办法。

一方面派人斡旋，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加强军事布防。

1859年（咸丰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再次来到大沽口,准备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

出发之前疯传清廷有意修改《天津条约》,英法，并加强了大沽口防务,英法联军略有所闻，所以北上的时候,他们带了相当的海军力量。

到了大沽口一看，清廷一下令堵塞海河河口，英法联军心中愤懑，气愤清廷不守信誉，便下令进攻沿岸海防设施，僧格林沁以逸待劳，下令开炮还击，英法联军寡不敌众。

又派陆军登陆，结果海滩淤泥太厚，竟致无法动弹，只能撤退，等待援军。

1859年（咸丰九年)冬及1860年春,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吃紧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危如累卵。

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士绅正谋划着寻求英法援助，当他们听说清廷与英法开战的消息，惊慌至极。

太平军指挥部旧址

因此他们联名上奏清廷，指出外人可恃，同时指出长江局势之危，清廷自然禁止他们私自与外人往还，因为这看起来会示弱外人。

但是清廷的外交政策却并没有大沽口的一时胜利有丝毫的强硬，打了胜仗反而怕激怒了洋人，夺取更大的耻辱，反而倾向于答应《天津条约》了。

既然要妥协，那么就需要对大沽口的强硬做出粉饰，在这方面清廷做的十分冠冕堂皇，对外的舆论坚持说是误会，因为英法既然是进京换约，何必带重兵。

再一个说海河是中国的内河，朝廷自有设防的权利和自由，更何况南方太平军战事吃紧，海河加强防务实有必要，这并不能代表对外的敌视行为。

更何况海河虽然不能走了，但陆路的北塘依旧可以上岸。

这样的舆论在英法内部产生了积极的化学反应，虽然大沽口被挫了锐气，但并不寻求报复，只主张赔偿及一些在可接受范围外的权利。

《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为遂成为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起因。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从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敌，直接放弃了整个天津的防务。

清廷派出桂良等人出面交涉,这样额外的要求也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又起了龃龉,一方面英、法谈判代表坚持率兵进京,再就是桂良的全权证书与格式不合,英法怀疑这又是清廷的缓兵之计，谈判破裂，英法联军向北京推进。

被英法联军破坏的圆明园

清廷又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离北京近郊通州谈判。条件讲好了,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坚持在在签字之前，到北京后向咸丰帝面递国书。现在看来这是合理的外交接触，咸丰时期却是大不敬，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轻视和侮辱。

是可忍孰不可忍，载垣下令逮捕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这个举动又激怒了外人,战端又起。

咸丰帝原计划“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谈判破裂后，咸丰帝就躲到了承德避暑山庄，派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诉留守北京，便宜行事。

奕诉当年只有28岁,脑子里除了四书五经，全无新知识可言。但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1858年（咸丰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通州捕拿外国交涉代表，也是他的提议，他是一个与林则徐一样的剿夷派。

奕䜣也是清朝末年晚清皇室的门面，道、咸二帝时期，人们不了解天下大势，失败上情有可原，但失败后却不思进取虚骄自大就不可原谅了。

原来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在见识了英法的船坚炮利之后，转而收敛锋芒，不图振作，原来附和耆英的抚夷派,更不待言。

恭亲王奕䜣出来任事后，清廷暮气沉沉的景象为之一变，虽然奕䜣缺乏魄力，但有文祥这样的能臣做为助手。

恭王府

文祥出身权贵,但他的品格却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他为人廉洁,恪守孝道，按照父母在，不远游的的祖训，对于朝廷的督府任命，坚辞不受。

清朝时期清议成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文祥办事认真,且不怕一般士大夫的批评。文祥读《文文忠年谱》,给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格局。

奕䜣与文祥受命于危难之际，由于基本的外交知识和经验，开始接触英法的时候不论奕䜣还是文祥都感觉无所适从，等到把英法的脾性摸透了，便全盘接受了两国的要求，订立了《北京条约》。

1858年（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涉及的方面很多，主要围绕着在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展开。

深究历史功与名，条约体系下的中外关系无外乎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了，这种“密切关系”在清廷甚至在近代以来固然可以理解为一种祸端，毕竟城下之盟，难有平等公平可言。

然也可以为福,这主要就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功了，在于我们会否因此振作。奕诉与文祥深处中西交往的最前沿，他们已经看到了西洋的先进与清朝的落后，他们绝不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

他们大着胆子向前迈进,试图在新的中西交往中找寻时代的出路。

宫灯

在近代学人的眼中，其实最痛心的莫过一个“假如”，做为后来人，眼见人们身处历史迷局而不自省，假如奕䜣和文祥的求新取异精神在鸦片战争以前，不是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命运如此,民族命运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