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长期落户湖南，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经贸举措的新平台、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的新窗口。

即将在长沙开幕的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以“新起点、新机遇、新作为”为主题，在办会模式、主题设置、会展场馆、成果设计等方面呈现出新的亮点。

如何乘势而进，谱写中非、湘非经贸合作更美篇章？湖南日报《理论·智库》特约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 推动湘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谢赤

自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湘非经贸合作持续升温。“非洲禀赋”与湖南“优势产业”互补，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强劲支撑。面向新的发展阶段，湖南应利用好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大国家级战略平台，以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引领、以培育开放新动能为核心、以塑造开放新优势为载体、以搭建开放新平台为依托、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保障，奋力推动对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构建开放新格局，共享互利共赢新机遇。一是加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的协调对接，充分发挥“双循环”节点作用，全力推动湖南由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前沿；二是充分发挥“一核两翼多节点”总体布局作用。其中作为“一核”的长沙应争当“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排头兵，全面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作为“两翼”的岳阳和郴州应充分发挥通江达海的临港优势和湘粤港澳直通优势，合力打造非洲商品先到湖南、再覆盖到全国的流通闭环，建成辐射全国的非洲非资源型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多节点”强调协同推进对非合作根基良好的衡阳、湘潭等地开放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与节点城市之间要素流通和深度合作，全面提升湖南开放能级。

培育开放新动能，拓展对非合作新空间。一是复制推广湖南自贸试验区开放创新政策，探索实施高水平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举措，形成符合国际惯例、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二是积极布局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等与非洲契合度高、市场互补性强的特色优势产业，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平台、以产业为纽带深化湘非经贸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三是聚焦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以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为重点强化补链、稳链、强链、控链，引导优势资源集聚湖南，打造面向非洲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四是培育一批专注细分非洲市场、创新能力强、具有产业特色的“隐形冠军”企业，形成涉非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格局；五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湖南路径”，加快构建要素齐全、载体有力、企业主导、转化畅通的创新体系。

塑造开放新优势，打造对非合作新范式。一是统筹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平台”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建设湖南国际物流大通道，提升湖南内外联结水平；二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湖南信息港为依托，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全力打造面向非洲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高地，形成湘非数字经济合作新优势；三是依托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积极探索建立跨境贸易、跨境物流、跨境产业合作的人民币结算、清算、投融资业务，建立更完善的金融开放合作机制；四是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大力引进一批强基础、增动能、利长远的高水平外资项目，同时全面落实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方式，开展富余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走出去”，在湘非经贸合作中塑造双向投资新优势。

搭建开放新平台，勇当务实合作“先行者”。一是充分利用中非经贸博览会这一国家级战略平台，高标准建好中非经贸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智库等平台，打造“永不落幕”的博览会；二是加速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着力打造中非产业合作的大平台、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争当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三是支持省内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并依托非洲当地优势资源联合打造中非境外园区“升级版”；四是加快推动中非自由贸易协定建设，形成贸易、投资、安全等领域的共同治理机制和治理平台，为深化湘非经贸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五是积极引导数字经济企业参与科技研发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打造境外科技创新平台；六是探索境外经贸合作区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园区联动发展，共同推进海外仓建设。

营造开放新环境，推动湘非合作可持续发展。一是完善市场化的对非经贸合作服务体系，强化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的市场化服务机制和智力支撑机制，搭建对非合作资源共享共用平台；二是扎实推进中非经贸合作职业教育产教联盟建设，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培养涉非技术技能人才；三是全面推进一站式、全流程的中非经贸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依托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强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争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区；四是建立健全“政府承诺+社会监督+失信问责”的诚信机制，建立涉非企业“黑名单”制度和非洲企业违法违规信息交换机制，并与国内信用支持挂钩。

（作者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湖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打造新发展格局下对非经贸合作的“湖南样板”

许和连 肖皓

中国已连续12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为非洲提供超450万个就业岗位。2020年中非团结抗疫、共克时艰，又一次以实际行动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外贸外资外经的发展要求、驱动机制、演化结果正在孕育新的变化，中非经贸合作迎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湖南拥有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两个国家级平台，正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完善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的指示精神，积极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模式、搭建中非经贸合作新平台。面向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及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湖南应进一步累积优势、服务大局、持续探索、不断深化，将地区经验与政策上升到全国典范，打造对非经贸合作的“湖南样板”。

持续建设非洲农产品集散交易加工“湖南样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实施“八大行动”，其中包括中国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旨在改善中非贸易失衡、提高非洲国家外汇收入。中国努力帮助非洲农产品对华出口，但农产品贸易往往存在市场准入、附加值低、可替代等问题。为此，湖南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积极探索，从贸易政策、通关便利、市场营销等多环节促进非洲咖啡、可可、腰果、辣椒、芝麻等优质农产品在湘进口集散交易加工，已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的亮点之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利用好湖南食品产业优势和长株潭区位优势，进一步布局非洲农产品进口源头的标准化，提升非洲供给能力，强化国内市场的精深特加工和非洲品牌建设，真正做大规模、做强特色、做优绩效，更紧密地融入国内消费市场培育与升级之中，推动湖南建成世界知名的非洲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升级打造对非农业合作“湖南样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非洲粮食安全和短缺问题更加严峻。非洲农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原因，并不是缺乏肥沃土壤、丰沛雨水、丰裕劳动力，而是受到水利等基础设施欠账多、田间管理技术沉淀不足、农业投入周期长收益低等因素制约。袁隆平院士的心愿是“用杂交水稻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袁氏种业自2008年起向非洲推广杂交水稻，坚持基于先进的种子技术，持续探索适合非洲当地生产经营的“马达加斯加”“安哥拉”等合作模式，目前已在多个国家实现了本土化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马达加斯加最大面额钞票上印有杂交水稻以纪念其对摆脱饥饿的帮助。湖南在育种研发、农机服务、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且长期承担农业领域的国家援外培训任务，应进一步在中非农业合作领域总结经验、讲好故事、做大宣传、持续推广，深耕中非农业合作产业链，打造对非农业“走出去”的新窗口。

持续创新对非金融服务“湖南样板”。大部分非洲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足、外汇短缺、管制严格、利率奇高，使得对非出口结汇难、对非投资金融支持不足，严重阻碍了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化。为此，湖南率先建设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探索“易货贸易”等新模式，并实现了Kilimall定制对非人民币结算服务、“建材换西柚”首单试单成功。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在非投资企业低利率资金需求难以得到中国国内金融支持，做大“易货贸易”模式需要更多贸易融资——这些新需求有待湖南在扩大对非经贸规模同时，在数字人民币、跨境商业贷款支持、易货贸易金融等领域不断发力，形成对非金融服务新优势。

全面形成中非经贸飞地经济“湖南样本”。中非经贸合作的理想格局是湖南搭台、全国唱戏、中非共享。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增设了浙江、江西两个主题省活动，并吸引了全国各地对非经贸的主要力量。未来湖南应借助对非经贸合作的两个国家级平台，持续以点带面，促进中非地方和企业在湘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不仅要增强与浙江等对非经贸合作主要省份在中非物流网络、易货贸易、企业“走出去”等方面的协作，还要持续发挥立足湘非经贸实践的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等平台在智力支持、人才培养、全方位服务的外溢作用，更要打破行政区划局限，推行资源共享、建设同步、政策协同、利益共分的“飞地经济”长效合作模式，探索建设中非经贸多地合作先行区。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秘书长，湖南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执行秘书长，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促进新发展格局下的中非数字货币合作

廖永安 洪永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数字非洲”是中非共建的“八个非洲”目标之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共建“数字非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以法制手段促进中非数字货币合作，共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

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然选择。主要原因在于六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就防疫措施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数字经济因此走上前台，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非洲不少国家外汇储备紧缺，外汇汇出管理严格且手续复杂，本国货币又大多是易于贬值的软币，中国企业在一些非洲国家赚钱后承受的金融风险较大。即使想进行易货贸易，也常因难以找到双方相互满意货物而无法实现。如使用数字货币结算，则可将中国企业所赚之钱变成数字货币，从而解决或缓解非洲国家外汇不足所造成的结算困难，保障中非经贸正常进行；三是数字货币对于中非间货币互换、便利跨境贸易支付和结算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它可以直接改善现行结算、清算体系支付效率低、汇兑成本高、手续繁琐、汇率风险和制裁风险高等弊端；四是数字货币交易具有可追溯性，可为中非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交往政策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数据，有利于打击洗钱等刑事犯罪；五是湖南通过积极参与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建设，可加快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助推“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六是共建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与世界银行目标相一致。2018年4月，世界银行发起非洲数字经济倡议，号召非洲各国参与数字经济建设，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非洲地区数字经济“全面覆盖”。

非洲国家现有法律和经济发展状况为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非洲一些国家货币恶性通货膨胀催生了数字货币的繁荣，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开始使用加密货币，比如肯尼亚汇款公司使用比特币大受欢迎；二是一些非洲国家开始重视对数字货币监管立法，为发展数字货币做准备。比如尼日利亚发布了针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指南；三是国际社会正与非洲国家探索如何通过立法对数字货币进行有效监管。比如2016年，联合国在乌干达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有关数字货币监管的政策、法律、道德和社会文化问题，起草了指导原则；四是非洲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起步。一方面，互联网渗透率不断提高，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互联网使用率从2010年的7%提高到了2018年25%。另一方面，移动通讯快速增长，据全球移动通讯协会统计，截至2018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移动通讯用户达4.56亿，占人口总数的44%；五是中非关系长期友好，具有信用合作的历史传统，近年快速发展的经贸往来，为中非共建数字货币结算中心提供了现实经济基础。据2020年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12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双方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

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应选取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方法。为此建议：一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与非洲国家中央银行作为发起单位，通过签订国际协议方式，合作商定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中心成员由中方和非洲国家参与合作的银行高管共同组成，中心设立股东会和常设性董事会，定期研讨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事宜；二是中非数字货币价值应参考中非贸易中主要货物的价格来确定，中国人民币、非洲参与国货币与数字货币挂钩。数字货币作为重要中非区域货币，可在中非清算、商品与资产标价、储备资产等方面发挥作用；三是在中非经贸往来中，倡导在“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进行结算，以推动确立、稳步发展中非区域数字货币结算机制。湖南作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可先在大宗交易业务中先行先试，为中非数字货币结算摸索经验，再推广到全国；四是将中国和非洲的银行卡与手机APP绑定，可用人民币或非洲当地货币兑换数字货币，利用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平台实行中非间无障碍交易。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湘潭大学中非经贸法律与人文交流基地主任、教授）

加快矿业全产业链走出去助推湘非合作

朱学红 郭尧琦

在华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CAETE），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实施“八大行动”中“产业促进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唯一经贸合作平台，是湖南第一个国际性、国家级、常态化的经贸平台。利用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落户长沙契机，打造一流中非博览会、强化湘非产业合作，湖南矿业领域大有可为。通过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湖南矿业全产业链抱团出海，将有助于保障国家战略实施、促进湘非产业合作、提升湖南矿业经济发展效能。

湖南矿业“走出去”是湘非合作的有效路径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资源消费国。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当前全球各国对关键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加，我国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面临压力。湖南矿产产业规模和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素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称，但近年来受国际和国内政策、市场、环保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省勘查新增战略性矿产资源难度加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下降。

非洲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但基础设施薄弱、矿产开采能力不足。而湖南在基础设施建设、矿产品勘探开采与深加工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诉求相契合。2021年上半年，湖南金属矿及矿砂进口199.2亿元，增长60.9%，进口额仅低于机电产品，东盟、美国、欧盟为湖南主要贸易伙伴。对于湖南而言，非洲矿业领域的进口潜力还有待挖掘，比如南非铂族金属-锰矿等、赞比亚铜矿、纳米比亚铀和铜矿等、博茨瓦纳的金刚石和铜-镍矿等。在此背景下，依托中国矿业在非洲的先行地位、湖南自贸区和中非经贸博览会建设，促进湖南矿业深入非洲，既是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战略的需要，也是促进湘非产业合作和湖南矿业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

湖南矿业全产业链抱团出海是必然选择

从2005年始，湖南与非洲进出口贸易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速，目前，已有120多家湖南企业投资非洲。在矿业领域，由湖南有色地质勘查局、湖南省地矿局、湖南黄金集团等组成的“矿业联盟”合作勘探开发莱索托矿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湖南矿业行业抱团出海；湖南长矿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则牵头成立了湖南省矿冶工程走出去联盟。

然而，湖南还未实现广义的矿业全产业链抱团出海。湖南与非洲国家的矿业合作目前以上游的勘探、开发、生产和下游的贸易合作为主，包含勘探、选矿、冶金、加工和材料的全产业链大型矿业联合体模式尚未形成，装备制造、技术服务、工程建设等方面优势未能紧密地与矿业出海形成协同。为此，应进一步用好“抱团出海”模式，以包括勘探、选矿、冶金、加工、材料等的矿业产业链带动装备出口、国际贸易、对外援助、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协同，构建包含技术服务、工程建设、金融资本、生产运营等各个环节完整配套的矿业合作体系，形成矿业带动的全产业链抱团出海，才能更有效应对非洲政治生态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流通贸易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实现抱团企业出海共赢的利益目标。

构建长效融合机制是矿业成功抱团出海的保障

近年来，湖南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引导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支持企业“抱团出海”“借船出海”，并在装备制造、矿产勘探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运营管理等优势领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联盟”，拓宽了对非合作领域，提高了对非合作质量。与此同时，由于缺乏长效融合机制，一些企业抱团出海难以持续。

鉴于此，湖南矿业走进非洲，必须整体统筹、构建抱团出海长效机制。一是以高质量规划为引领，通过分析境外重点地区资源禀赋、市场状况、投资环境等投资要素，明确重点领域、方向和重点项目；二是利用好“湘企出海+”出海平台，充分发挥相关协调机构服务企业“走出去”的作用，实现对上协调国家外事、商务、金融等相关部门，对下统筹科研院所、行业联盟、金融机构以及相关行业企业，对外完善与非洲国家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巩固和发展湖南与非洲主要投资合作国家的长期合作关系；三是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抱团出海微观运行机制。包括内部角色定位和权利义务、内部商业信息共享机制、内部资源协调和统筹机制、内部价值评估及补偿机制、内部监督奖惩和退出机制等，推动“抱团出海”从企业自发的松散型组织行为转变为具有长效运行机制的联合体。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中南大学副校长、教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副教授）

构建中非农业合作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陈弘 文春晖

农业合作是中非合作的基础，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落户长沙、中国（湖南）自贸区获批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当前，中非农业合作已由援助、贸易、投资上升到产业链合作。对标饥饿非洲、粮食安全、国际扶贫、共同抗疫等重大战略需求，利用好湖南在农业科技、管理、企业、外援和培训等方面优势，着力解决中非农业合作中遇到的产业、技术、设备、组织、配套及产学研等问题，助力打造中非农业合作的全产业链孵化和支持体系，探索形成中国地方对非农业合作的“湖南模式”，对于降低企业走出去风险、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湖南大力推进中非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有利于实现微观企业与行业对接，获取“熊彼特租金”、知识溢出效应、资产专用性效应和亚市场优势效应，能助推湖南农业迅速集聚嵌入全球价值链、抢占农业科技竞争先机，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

推行湖南农业发展经验，形成“农业科技”与“经营管理”双轮驱动中非农业合作格局。一是加快湖南优良品种选育、高优技术配套、先进设施应用、产品加工提质、多样功能开发等农业科技在非洲的应用，在非洲国家构建优质、高产、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二是推动湖南与非洲联合开展生态维护、污染防控、耕地质量保育、农牧有机结合、废物循环利用等方面合作，助推非洲农业绿色振兴。整合湖南在良种、机械化、耕种、防虫、化肥、污染防控、废物循环利用等方面经验，助力非洲构建农业质量安全生产技术体系；三是依托湖南农业援非经验和团队优势，依靠管理提高非洲农业经营体系效能。增派农业技术、农业综合管理专家，推广农业优良品种种植经验，同时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农业培训中心，对当地农民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四是在非洲国家推广湖南农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组织，推行“公司+政府+农户”购销模式，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依托湖南自贸区先行先试制度优势，开展湘非农业全产业链闭环合作。一是做好中非农业合作全链条的顶层设计。对于湖南具有优势的杂交水稻、茶叶等产业，应加强在非洲种业、农业技术输出、人才培养的全链条布局；对于以非洲农产品进口为主的产业，如可可、咖啡、干辣椒等特色农作物进口，应加强检验检疫、关税、在中国精深加工等产业点的疏通；二是在价值链长、应用广的核心产业上，应培育“链主企业”，优化中非产业链上生产、供需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由湖南“链主企业”主导的网状农业产业集群；三是补全中非农业产业链合作的产前、产后和生产服务等薄弱环节，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形成价值链闭环，合理规避法律、债务、汇率、经营等风险，保障湖南“走出去”企业利益，促进全产业链纵向和横向融合发展，提振产业控制力。

维护好湖南“种业芯片”名片，创建农业科技创新生态。一是按照“种业硅谷”战略定位，依托华智生物技术平台，加快体制改革，完善配套服务，构建粤港澳协同创新机制，为种业研发、种子生产、出口贸易提供“一门式”服务；二是依托湖南农业科研院所、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和上下游涉农企业、农业院士等资源，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围绕创新链打造产业链，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道坎”难题；三是鼓励科研院所与涉非企业合作，开展在非产业的应用研究，推动高校知识产权以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跨国跨地转化；四是建设中非跨境线上线下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形成中非技术新型服务商、交易平台运营商、成果转化服务商“三商一体”服务新业态。

加大对非农业人才培养，强化人才支撑战略。一是加强高端农业管理人才培训。对非洲相关国家政府官员、中层以上干部，开展短期的农业政策、法律、金融、技术、经营、管理、文化等方面培训，介绍中国农业发展思维和理念，加大对湖南农业发展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二是加强对非农业技术人才培养。中非农业合作的重点在高效农业、现代农业和循环农业等领域，应依托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非洲建立农业技术学校，紧扣中非农业产能合作需求开展学历教育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育。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中非农业发展与合作基地执行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责编:戴蓉]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