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大境门长城。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明朝中后期，在张家口大境门长城外形成的“贡市”和“茶马互市”边贸市场，沟通了内地与边塞的贸易。

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在这里换成了丝绸、茶叶、瓷器和白糖。张家口成为我国北方国际易货贸易的内陆口岸。

在长城脚下的互市贸易中，最活跃的人群当数牙商，几乎所有的商品交易过程都有牙商参与。

明清时期，处在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前沿地带的张家口牙商，成为中国传统商业制度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大境门外马市牙商通过“捅袖袖”暗语交易。张彦台供图

长城脚下的“茶马互市”

大境门，位于张家口市最北端。门楣上，1927年察哈尔督统高维岳书写的“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苍劲有力，颇为壮观。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主持修筑北方长城，大境门段长城得以修葺。后于1485年和1546年，大境门段长城再次得以修筑，并建成来远堡与小境门。1644年，在小境门西边建成大城门，称为大境门。

“境门”意为边境之门。大境门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万里长城“四大名关”，是扼守京都的北大门，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指出，大境门是万里长城众多关口中十分特殊的一个。万里长城的关口大都以“关”“口”称呼，而大境门是万里长城上唯一以“门”命名的著名关口。从字义上看，“门”比“关”更多了一些开放、交流的意味。

这道具有开放交流意味的“门”，正与大境门作为我国北方国际易货贸易的内陆口岸的地位相契合。

而这里最早的贸易，始于明朝中后期的“茶马互市”。

马匹，在封建社会，既是交通运输工具，又是军事装备。中原由于自然条件限制，马匹常常不能自给，生产、生活、战争所需马匹，大都来源于西部和塞外地区。

而南方盛产的茶叶，具有消食生津、溶解脂肪的功效，深受西北部地区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喜爱。

于是，在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交界地带张家口，形成了茶马互市贸易，即茶叶、马匹互相交换的贸易市场。

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下诏，在宣府、大同、山西三镇的长城一线开设马市。

宣府，即宣府镇，位于今张家口市宣化区。

马市地点最初在宣府镇张家口堡长城外。马市从六月十三开始至二十六为官市，其后是私市，互市时间长达一个月。

“茶马互市”建立后，张家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交易量大大超过了其他地方的马市。

官市，是限制马匹的交易数额的。具体规定，宣府张家口堡三万匹，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一万四千匹，太原府水泉营堡六千匹。

可见，张家口堡一地就占了60%的马匹交易量。

而私市，交易量更大。

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隆庆五年（1571年）张家口私市交易总量为马骡牛羊24217匹 （只），是官市交易3倍以上。到1578年时，张家口每年马匹交易量达到4万匹（只）之多。

张家口堡，始建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本是长城脚下的军事要塞。随着张库大道一线贸易的不断发展，张家口堡发展成一个具有贸易职能的边境城市，并最终在清代达到鼎盛。

清代户部尚书王骘在为《马市图》作序时称，张家口茶马互市贸易货品为“百货坌集”，互市场所也发展为多处。

互市建立后，来自蒙古高原的牲畜、皮毛、茶叶、药材、毛织品、银器、口蘑、发菜等通过张库大道，运到来远堡市场、西沟市场、元宝山市场，在这里以易货贸易的形式换成丝绸、茶叶、瓷器、白糖、棉织品及小百货等，从张库大道运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毛斯格洼（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

参加互市贸易的有汉、藏、满、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及日、英、法、美、俄等国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大境门内外修建了商行店铺1500多家，其中有国外洋行44家，年贸易额最多时达白银1.5亿两。

正因为“茶马互市”互通有无，使张家口堡这座边塞城堡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兴旺。如今，张家口堡也被视为张家口城市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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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行数百家 门类多样

张家口互市贸易中，最活跃的人群当数牙商。牙商，也叫牙人或牙纪，是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的经纪人。

我国古代，长途贩运的行商称作“商”，就地销售的坐商称作“贾”。由于全国各地商品价格、商业传统、语言习惯等方面存在区别，交易困难，所以在坐商和客商之间，产生了担任买卖说合、介绍交易的牙商。

牙商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牙商便出现在牲畜交易市场中。

《吕氏春秋》载，“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驵为驵会，即后世之牙侩。”

《史记集解》中记载，徐广曰，驵会之驵，即“马侩”也。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牙商的职能不再单单局限于牲畜行业，逐渐兼营其他行业。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牙商的身影迅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中。

明清时期，牙商制度正式成为全国通行的制度，牙商被官府正式引入到商业贸易中。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定市易法，正式由官府颁发给牙商“牙帖”（即牙商执照），由牙商每年交纳税银，“官牙制度”由此开始。

在张家口互市贸易市场中，按商品品种的不同产生了专业牙商，如马牙商、牛牙商、羊牙商、斗牙商、皮毛牙商、茶牙商等。

张家口牙商的数量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据道光《万全县志》记载，“市井驵侩，无虑数百家，佣率千指。”“市井驵侩”指的就是牙商。

可以推测，当时张家口的牙商有数百家，牙商获得的佣金也很多。清末牙商已经有了自己的行帮组织，叫作牙行，后来还成立了牙纪公会。牙纪们共同推选会长，官府对牙纪的管理、收税、摊款，都通过会长来进行。

除了交易牲畜和茶叶的牙行，从事粮食交易的牙行也在清朝鼎盛一时。

斗，古代粮食交易使用的计量工具。在清代，卖粮食叫粜粮，要经斗牙行撮合，很少有直接粜谷物给蒙古族人或加工行业的。尽管粜粮、买粮人各出2%的佣金，但这样买粮人不担心粮食的质量和分量，卖粮人也不担心吃大亏。

据统计，清末在今天张家口市西沙河街、长胜街、边路街一带，斗牙行鳞次栉比，举目皆是，多时达40多家，仅西沙河街一带的粮食日成交额最多可达约750万斤。

巨大的粮食成交额，又使牙行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出现了不同的劳动服务分支，即北、中两路牙行。

张家口西沙河的斗牙行，俗称北路牙行。北路牙行主要字号有长盛公、春盛公、万福公、合义公、四合公、涌圣公、双盛公、长义公、和合公等。

另一支斗牙行，俗称中路牙行。这支牙行是专为米铺服务的，全部集中在元台子一带，铺面有八到十家，字号有三合公、永福公、合和公、三盛公等。

牙人牙行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商业中介制度，被公认为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社会经济制度。

牙商居间中介的商品种类几乎无所不包。大到外地商贩汇集港口出口的茶、丝、棉花等商品或运到城市消费的粮食布匹等农副产品，小到乡民或小手工业者向乡镇集市兜售自家的粮食、牲畜等产品，日常生活中的米面杂粮柴油糖茶、瓜果桃李花生、纸张铜铁、鸡鸭鱼虾牛马羊猪、土布丝麻药材等，就连商品货物装卸、运输等行业，也往往要由牙商居间进行中介。

以牙人牙行为主要特色的中国传统商业中介，在当时有存在的必要，在中国商业史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史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市场交易的商品没有明码标价，买卖商品需要牙商来议价。来自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卖客、买客，对市场行情的把握不是很准，牲畜又属于非标准化商品，需要牙商从中居间介绍。由于蒙汉等民族语言不便沟通，需要牙商从中翻译，并促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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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商暗语“捅袖袖”延续至今

“赚钱思埠头，得利思经纪。”“经纪”，即牙商。牙商们之所以能在市场上立足，在于他们有着特殊的技能。要掌握市场行情，懂得商品的性质，能辨别品质优劣。

茶叶牙商要对茶事颇有经验，善品茶叶品质之优劣，判断制茶技术之精粗，把握茶市畅滞之情形，通晓何种货品适合何地需要；

羊牙商一眼扫过去，就能准确数出一群跑动着的羊群的只数；

马牙商一看牲口的毛色就知道牲口的产地；

牛牙商一看牛，便知道牛的出肉量，会根据牛的皮色鉴定牛的品质，会鉴别是否为病牛；

米牙商抓几颗米一嗑，就知道米的水分含量、产地，甚至能准确地说出作物生长在河川地还是坡梁地；

……

张家口西沙河街有位姓施的斗牙商，是万全人。玩得好刮板（用来刮平溢出斗边粮食的木板），写得一手好字，还不用算盘算账。每次盘粮，边用斗量，边用脑子记，一车粮盘完了，成交也出来了，被人称为“斗十（施）全”。

清朝后期，一名叫李玉玺的牙商，人称“玉玺子”。李玉玺会多种外语，专做中外贸易的经纪人。同时，由于李玉玺擅长外语，多次为清政府派到张家口处理洋务的官员充当翻译，后被封为“皇家通事”。

如今，张家口市鼓楼东街六号，便是李玉玺当时所建的宅院。

市场中的牙商，大多由往来张库大道的退役领房、破产商人、驼夫、粮贩等组成。

牙商不仅专业程度很高，还要擅于察言观色，迅速掌握客商需求，做到“一手托两家，知心知情，一撮便合。”

到了清朝，张家口的牲畜交易市场主要在大境门外的西沟、正沟和张北县马桥进行。

张北县马桥的马市一年四季都有交易，冬春为淡季，夏秋为旺季。最兴旺的是每年农历六月至九月，每天清晨卖马牛羊者在这里集聚，甚至有不远千里而来的。

特别是农历六月二十四的骡马大会，会期六天，颇盛一时。

以张家口马桥的马牙商为例，牙商首先要了解买主买牲畜的用途。如买马骑乘用，牙商就重点介绍马的身材、蹄腿、毛色、口齿、脾气如何好。如果买马拉车用，牙商就推荐体格健壮、胸部宽大、蹄腿结实、喂草能吃的马。如买主说是买繁殖的母马，牙商就挑选长得高大，尤其肚子大，不容易落驹的母马推荐。

而进行交易前讨价还价阶段，牙商还有一套神秘的用手交流的暗语——在张家口，叫作“捅袖袖”。

70多岁的康太老人是现在张北马桥最老的牙纪之一。康太介绍：“‘捅袖袖’，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时，双方都不说话，用一只手藏在袖筒里，互相用手指触摸示意。”

暗语手势通常用五个指头表示十个数字，十百千万以此类推。食指代表一，食指、中指捏在一起为二，食指、中指、无名指捏在一起为三，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捏在一起为四，五指齐伸为五，拇指、小指捏在一起为六，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四指向内弯曲为七，拇指、食指向内弯曲为八，食指弯曲为九，伸出拳头为十。

如今，华北牲畜交易中心迁至张北县城北3公里处庙滩村南，建成集商贸、流通、服务于一体的全国性、现代化的牲畜交易中心。市场虽易址，但人们仍将这里称为“马桥”。

牙商暗语“捅袖袖”一直沿用至今，并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张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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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库大道上的茶印记

张库大道，是从塞外重镇张家口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运销线，全长1400多公里，是有着“草原丝绸之路”和“草原茶叶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以及历史地位。

张库大道汉唐时已有雏形，明朝时在张家口一带设立“贡市”，后又设立“茶马互市”，至清朝走向鼎盛，民国之后逐渐衰落。

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东窑子镇稍道沟的张库大道主题博物馆，通过《大境门开》《商道艰辛》《盛世辉煌》《记忆乡愁》四个部分、1800多件文物藏品，重现了这条充满艰辛和传奇的国际商道的悠悠岁月。

从张家口到库伦的驼队和牛车，载着茶叶和丝绸，穿过浩瀚的草原、起伏的丘陵、荒寂的沙漠戈壁，加上沿途交易，行程往往数月。奔波往返在这条商路上的，主要是能吃苦的晋商。

晋商每年深入到浙江、福建等地茶区收茶，再把收来的茶叶通过水陆两路运至武汉，在武汉的加工厂将部分茶叶焙制成砖茶，分类包装，运到北京，再雇骆驼运到张家口屯栈。

“我以茶来，彼以皮往。”在张家口，这样的贸易早在辽代初年已经开始。

河北省科技出版社1989年出版发行的《张家口地区公路运输史》记载，“在五代十国期间，张家口地区绝大部分为契丹所辖，在后唐天成二年，辽天显二年（公元927年），契丹曾向后唐商洽互市。当时规定在云州（今赤城县云州乡）之北的野固口为互市地点，即‘榷场’，契丹输出的物品主要有羊、马、皮毛，输入的物品则为茶叶、丝织品、贵金属和手工业品。”

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辽墓出土的《茶道图》和《备茶图》壁画及茶具实物，也让我们看到，在辽代初年，张家口一带的茶文化已经相当成熟。

辽墓壁画中茶道图描绘了储茶、碾茶、筛茶、煮汤、点茶、分茶、将进茶、饮茶等程序，这与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里的茶艺程序相一致。

辽墓出土的茶具有实用器和明器，主要有茶盏、盏托、茶碗、茶勺、渣斗，放茶叶的单体盒和多层叠式盒，茶碾、茶炉、茶壶、棕刷等，经分析是辽代地方窑烧造，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这些生动的壁画和实物，使我们看到了辽代人的茶道生活，填补了中国北方茶文化历史档案的空白，也是茶文化在北方普及兴盛的写照。（整理/河北日报记者李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