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延续高景气态势，其中出口额近10万亿元，同比大增28.1%，创历史同期新高并形成高达1.6万亿元的贸易顺差。在全球疫情形势复杂严峻、主要经济体复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日益增多以及不少国家外贸走势扑朔迷离的大背景下，叠加国际海运成本攀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等众多不利因素，中国出口为何能长期保持较强韧性？其中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效显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把握大势、着眼全局，对各项经济工作作出精准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牢牢稳住了经济社会基本盘。一方面，不断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精准性，多部门多举措出台“硬核”举措，在普惠性减税降费的同时，还进行了特殊制度安排，帮助疫情冲击下的各类市场主体渡过难关。今年1-5月，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已超520万户，较2020年同期增长40.2%，较2019年同期增长近25%，两年平均增长超11%，显示各类市场主体信心足动力强。另一方面，持续强化宏观调控政策协同性，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综合国力“压力测试”，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准确经济社会形势的基础上，着力增强统筹协调，下大力气凝聚疫情应对政策合力。投资政策，锚定阶段任务目标，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狠抓社会有效投资；消费政策，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导向，推动消费提质增量和增容扩面，全社会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1.7%；产业政策，全面疏通由于疫情冲击而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痛点”，确保了重点产业关键环节安全性稳定性。

一揽子稳外贸政策落地发力见效

疫情冲击下，我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级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优化稳外贸政策工具箱，千方百计帮助外贸企业保履约、保市场、保订单。一是强化外贸企业财税金融政策支持，针对外贸企业的主要需求和迫切问题，通过信用保险、融资担保等工具，不断提高外贸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切实保障了绝大多数外贸主体的资金链正常运转。二是支持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不断加码转内销市场准入，下大力气促进“同线同标同质”发展，多渠道多平台支持外贸企业转内销，不少加工企业正“转”出新模式、新机遇、新天地。三是提高货物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全面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备案、审批、申报、查验等海关作业流程不断简化，确保了跨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在严格落实好防疫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推动与韩国、新加坡等国建立重要和急需人员的“快捷通道”，为各类外向型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最新调查显示，全国约40%的外贸企业新签出口订单实现同比增长，显示稳外贸政策效果正在加速显现。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健康蓬勃发展

在传统外贸受到疫情严重冲击后，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逐渐成为了支撑我国外贸发展的新亮点。跨境电商，增设了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在“免证、保税、免税”等方面积极开展先行先试，退换货管理、数字化改造、知识产权保护等支持政策得到不断完善优化，2020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验放进出口清单达24.5亿票，同比增长高达63.3%。市场采购，以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为重点，加快推进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工作，外贸中小微企业“不会干”“干不起”“不愿干”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根本上满足了国外采购商“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的采购需求。2020年市场采购规模突破7000亿元规模后，今年1-6月，增幅仍旧高达49.1%。海外仓，依托中欧班列不断完善海外仓服务网路，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外贸中小微企业借船出海，目前仅跨境电商海外仓数量已超1900个，另建成境外制造海外仓、跨境运输节点海外仓600余个，跨境电商业务已覆盖全球。

高质量国际经贸合作扎实推进

中国推进对外开放并没有因疫情而止步，相反更进一步增强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截至2021年6月，已有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同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1.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77.9亿美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金融、文化、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开放加速推进，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等。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成功举办，助力国内品牌、设备、技术服务加速拓展国际市场。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着力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率先完成《区域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核准程序，积极考虑加入《全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全球和区域发展创造重大机遇的同时，更从制度安排上保障了我国出口市场的长期稳定性。（金瑞庭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